人口迁移是现代文明中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密切相关。人口相关的一些问题一直为学者、政府所关注，而其中“迁移的动因”是众多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中最基本、关键的问题之一。过去几十年来，许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模型，如推拉模型、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引力模型、自选择模型等。但这些方法仍然有各自的局限性和相应的不足，“迁移的动因”这一问题仍未解决。

人口迁移是一种人类的集体运动。一些生物系统中的集体移动行为具有复杂性，鸟类、鱼类通过简单的相互作用，在集体运动中会在宏观上涌现出一些特定的模式。同样作为生物体，人类具有更高的智能，每个个体都有着独立思考、决策的能力，同时他们又会相互沟通、交流甚至抱团行动，因此，人群的迁移必然不同于鸟类、鱼类的集群迁徙运动，而人群的迁移也会更加复杂和有趣。系统科学学院李小萌、陈清华所带领的流量模型小组较长时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结果。

近期，流量模型小组尝试采用多边概率迁移模型探究影响人口、劳动力在区域和全球范围迁移的因素。该工作的理论模型源自团队2016年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的工作，这个模型源自统计物理的思想和方法，以迁移者个体选择行为和理性程度为基础，对国家间的迁移障碍进行量化研究，能够系统地展现在人口迁移方面各国的多边关系。随后，李小萌、陈清华团队进一步讨论了迁移决策中个人理性程度的确定问题，并将改进后的模型应用于一些典型国家区域内的劳动力迁移研究。2019年，该团队发表了关于中国省际和美国州际人口迁移模式的相关研究。（1）“Analyzing the driving and dragging force i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flows”，文章的合作者为研究生黄思羽。该文章在2018年重庆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复杂网络学术会议进行交流，经会议程序委员会评选推荐，最后在2019年8月推荐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这一综合性期刊，获SCI和SSCI检索。（2）“What Effect the Domestic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在2019年10月发表于《Physica A》期刊，文章的合作者为陈家伟副教授和研究生黄思羽。

近些年，人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其流动性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研究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为例讨论人口区域迁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中国，跨省迁移模式的演变从1950年代的政策导向到1980年代的个人选择和2010年代的热点吸引，中国丰富的区域劳动力流动为几个高增长地区带来了繁荣，但也带来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作者们试图通过多边概率迁移模型来分析中国跨省迁移的推力和拉力，试图通过深入、系统的量化分析来对人口流动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政策建议。另外，人们普遍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内人口流动一直在稳步下降，一些学者担心劳动力流速的减慢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然而，这其中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宣称美国国内移民的下降率似乎从2007年开始逐步 “放缓”。针对这个问题，作者们用多边概率迁移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移民模式的可能变化和吸引其国内人口的流动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省际迁移的研究结果如下:

图 1

图1描述了近20年间省际人口迁移壁垒的变化情况，x轴代表1995-2000年的迁移壁垒，y轴代表2000-2005年的省际迁移壁垒，每个圆点代表一个省市，它的面积大小与净迁移流量有关，红色表示迁移流量为正，蓝色代表迁移流量为负。位于红色的对角线上的圆点，他们的迁移壁垒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红线以下的省市变得更吸引人了。比如在第4象限的浙江和广东，它们的迁移壁垒与90年代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吸引了更多的潜在迁移人口；而红线以上的省市则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

图 2

此外，作者基于迁移壁垒，对各省的人口迁移流量进行了假设讨论（图2(a)-(c)）。假设各省份的迁移壁垒相等，都等于平均的迁移壁垒，从而减少迁移壁垒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作者计算出了预期净移民流量，绿线表示迁移壁垒，红色柱状图表示假设条件下有人口迁入，而蓝色的表示有人口迁出。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天津等五省，在这样的预测中，一直处于迁出人数最多的五省之列。图2(d)对省际迁移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显然，北京和上海的收入较高，迁移壁垒略高于平均水平，如果它们的迁移壁垒降到平均值，会有更多的外来人口涌入。相比之下，广东和浙江的迁移壁垒较低，收入仅略高于全国平均，当迁移壁垒增加到平均值时，会有更多的人口选择离开浙江和广东。总之，基于对省际迁移壁垒的量化分析，作者发现吸引人的热点地区有不同的驱动力，比如对北京、上海来说是高收入驱动，对浙江、广东来说是低壁垒吸引。

最后，通过回归，作者揭示了影响区域流动障碍的基本要素，它可以解释70.8％的影响因素。其中，地理距离、户口对中国省际迁移的影响较为显著。它还表明，对于有劳动力损失的省份，通过改善经济，福利环境将有效地缓解这一问题。

对于美国州际人口迁移的研究结果如下:

图 3

作者观察到美国内部的人口迁移自1980年代以来有显著下降的趋势，但这一趋势自2007年开始有放缓的势头。然而对应到收入差异的变化上，区域收入差异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迁移模式发生的改变，而迁移壁垒才是分析区域人口迁移模式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甚至超过了收入差异的影响（图3）。本文认为，发达国家区域间人口迁移长期呈下降趋势，这源自于收入、经济环境等因素在区域差异上的减少，使得人们失去了迁移的驱动力。但随着技术进步、社会的发展及开放程度的增加，区域间迁移成本有着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人口迁移的增长，也是2007年之后，美国国内人口迁移模式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

图 4

此外，对于个体理性的分析也得到了有意思的结果。在2005-2015年期间，美国国内移民的个人理性总体上有所提高（图4 A）。 但是，在2007年和2008年，个人理性显著下降。 人们普遍认为上一次美国经济危机始于2007年。一开始，经济危机影响了移民决定的个人合理性。 后来，个人调整了自己的收益预期和其他预期，并逐渐减少了长期趋势中与当前合理性的偏离（图4 B）。

最后，作者对迁移壁垒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发现近年来，人文和自然环境，如人类发展指数，教育，气候，生活费用指数，房价指数，犯罪率，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较大，这些因素对迁移率的影响已经逐渐超过了收入这一经济因素。

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人口迁移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多边问题，任意国家的经济环境或政策制定发生改变，不仅会直接改变迁移伙伴国的迁入迁出量，也会对整个世界迁移网络产生影响。多边概率模型能够很好的描述这种关系，从而依据流量数据量化国家间的迁移障碍，对不同国家在世界迁移网络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演化进行描述，这一模型的提出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此外，这一方法还具有很好的可移植性，在不同领域，都能够通过对实体间流量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对实体关系进行探究和描述。目前，李小萌、陈清华团队还尝试将此模型扩展到国际贸易、科学家引文等网络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描述结果，欢迎对此模型和方法感兴趣的学者联系我们，开展交流及合作研究，联系方式：李小萌lixiaomeng@bnu.edu.cn，陈清华qinghuachen@bnu.edu.cn。

原文链接:

1.     Li, X., Xu, H., Chen, J., Chen, Q., Zhang, J., & Di, Z. (2016). Characterizing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arriers with a probabilistic multilateral migration model. Scientific reports, 6, 3252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32522

2.     2. Li, X., Huang, S., & Chen, Q. (2019). Analyzing the driving and dragging force i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flow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 (IJMPC), 30(07), 1-19.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abs/10.1142/S0129183119400151

3.     Li, X., Huang, S., Chen, J., & Chen, Q. (2019).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actors of US domestic population mobility.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12298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78437119316875?via%3Di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