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贵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经济学界，以许小年、张维迎等知名经济学家为先锋的一些学者，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加鞭挞，似乎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凯恩斯经济理论惹的祸。因此，除非否定了凯恩斯经济学，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认为这种倾向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是有害的。否定凯恩斯经济理论，其实并不利于中国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而且一旦发生了经济危机还会使它进一步恶化。处于我们当前的经济处境，经济学界要做的不是要否定凯恩斯经济学，而是要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去提升这个理论来有效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

首先，凯恩斯经济学是治病的经济学，它告诉我们当经济处于危机时政府应当怎么做。这样的经济政策，即使给经济带来种种问题，完全不应归咎于凯恩斯经济学本身，而是由于人们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滥用。我们知道，抗生素是治病的，但是我们不能滥用抗生素，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反对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而是滥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我们不能以基于凯恩斯理论制定的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常态，但当我们需要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

国内之所以出现这种思潮，不在于凯恩斯理论有问题，而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对凯恩斯理论的误读。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正确理解凯恩斯革命的本质，完善凯恩斯理论体系的不足，硬生生把凯恩斯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糅合在一起。透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所看到的，并非真实的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理论是信贷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实物经济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框架和逻辑体系。用实体经济视角来理解凯恩斯经济学，骨子里还掺杂着古典经济学的逻辑。

不仅如此，凯恩斯自己对其理论的表达也存在着混淆和不足，比如储蓄等于投资，凯恩斯说的和古典经济学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指的是企业无法正确预期未来，因为一个企业当期投资的收益到了未来才能实现，而这个收益取决于那时候其它的企业如何投资和消费者如何支出，这样在宏观上跨时的协调不是企业自己就能够完成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动物精神”所带来的偏差在一定条件下会通过自我放大而进入到无法自动调整回来的状态，从而把经济引向了一个较低均衡的陷阱和困境，从而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如果是收入不足，那么就需要在供给下功夫，在企业这一边，不在于政府，不在于货币政策，也不在于财政政策。如果经济真的陷入萧条和大衰退，没有政府出手，它们不从政策上提供保障，不把经济从较低的经济状态撬动到较高的经济状态，而是让企业去投入研发，让企业加大投资，这无疑是让他们去送死。企业家很聪明和理性，他们绝不会去送死，政府袖手旁观，被动等待，所期望的经济自动回复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效需求不足，缺的不是钱，而是货币的正常流通。在经济处于困境的情形下，不是货币比以前少了，而是由于人们的支出意愿的变化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增加货币总量或者提升货币流通速度，别无它法。降低利率甚至采用负利率政策在刺激投资的同时也一定增加货币总量，有时连这个都不足以达到目标的话，就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直接保有和扩大信贷总量。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么是在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货币流通速度，要么是通过加大赤字增加货币总量。从货币的角度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的指向，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我们承认，凯恩斯的乘数理论有待商榷，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可以否定，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适用性存在疑问，但是凯恩斯革命的指向是不可否认的，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突破的学术价值是不应低估的，那就是，在信贷经济体系内，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完全依靠市场自由地运作，有时会自发地走进萧条困境的。

许小年声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周期理论，其实这种批驳是立不住的。凯恩斯所提供的政策主张的前提，正是经济处于周期的低谷，否则怎么会有有效需求不足。明斯基对于凯恩斯理论的发展，所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也是在论证这种由信贷体系自由运行所带来的繁荣和崩塌交替出现的必然性。

如果回到凯恩斯的本意，那么引起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不是企业家的预期及其投资的变动，而是私人支出行为的系统性偏差和自我强化，才是经济中总需求不足的真正肇因，这个时候依赖和等待任何私人部门的自觉自愿的纠偏是不可能的，而只有政府公共部门才能阻止萧条的到来和深化，而且责无旁贷。

事实上，凯恩斯经济学在维护经济稳定这个方面功不可没。美国的大缓和时代的出现，中国三十多年高速的增长，背后所支撑的除了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之外，尤为重要的是政府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降低经济波动和维持稳定方面都起到了无与伦比的成效。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难题，在形式上看是过度采用刺激政策带来的，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停滞和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我们肯定市场化、私有化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政府由于在金融部门保留的计划经济形态和思维使得在保证总需求的稳步提升方面起到了“无心插柳”的作用。我们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中一贯的做法是惯性使然，根本不是从西方国家那里借鉴来的，可以说和凯恩斯经济学关系不大。如果过去三十年中在实体经济一侧改革更加彻底，我们经济增长的潜力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挖掘，我们目前的困境也不至于这么严峻。

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于宏观经济非常重要，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凯恩斯经济学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经济陷入危机边缘的时候，如果不管不顾、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再否定凯恩斯经济政策的作用，无异于是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时候，在马身上再加上一鞭。目前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当务之急，不是去否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是要像明斯基那样去深刻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的真谛，补其不足，建立更为完善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寻求更适合中国经济实际的金融改革方案和制度改革方案，要始终采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循序渐进的金融改革措施，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总之，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失灵了，试图回到更早的经济思想库里寻找当今经济问题的治病药方，无论是诉诸于供给学派还是奥地利学派，都是走错了方向。我们只有弘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使之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保护装置，扎扎实实推进生产部门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才能让经济从危险的边缘回转过来，不至于滑入到危机的泥潭。